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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来唐朝和尚叫什么
古代建交的规定
唐朝后期繁盛吗

[One]、日本来唐朝和尚叫什么

〖One〗、鉴真（688年—763年10月4日），唐朝僧人，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律宗南山宗传人，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曾担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Two〗、763年（广德元年）10月4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比喻高峰、比较高成就）。

〖Three〗、在佛教建筑、雕塑等方面，他也颇多建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讲授之间，造立寺舍，……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在医药学方面，博达多能，品鉴极精，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为人治病，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

〖Four〗、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去世的消息传回扬州的时候，扬州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也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历经十年绘出的国画《鉴真东渡图》（郭德福）在中国掀起了鉴真热，体现了中日文化友好交流。

〖Five〗、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卒于广德二年（763）。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明寺出家，师从智满禅师，当了沙弥。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

〖Six〗、开元元年（713）鉴真成为了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的和尚回到扬州，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并以这里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

〖Seven〗、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Eight〗、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

〖Nine〗、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现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Ten〗、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比较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

1〖One〗、大化改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

1〖Two〗、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

1〖Three〗、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1〖Four〗、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Fourteen〗、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询问：“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1〖Five〗、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1〖Six〗、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1〖Seven〗、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1〖Eight〗、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Fourteen〗、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

1〖Nine〗、天宝十载（751）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20、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2〖One〗、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

2〖Two〗、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Fourteen〗、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现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2〖Three〗、鉴真自742年(天宝元年)接受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日本，前后历时十二年，经过五次挫折，才告成功。为了完成这一大业，鉴真一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先后有三十六人献出了生命，荣睿、普照长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普照整整奋斗了二十年之久，荣睿还为此长眠在中国土地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感人肺腑的篇章。

[Two]、古代建交的规定

古时候的君主有很多，国家也有等级划分，宗主国，属国，称帝国，诸侯王国，藩国等。邦交属于很重要的世界关系。

下面，就来说一说，中国古代的国君与国君之间的邦交制度。

首先是朝觐礼，其次是使节互访，再后是朝贡制度，最后是朝贡贸易。下面依次举例：

古代的朝觐礼仪是宾礼之一，朝觐之礼用意在于明君臣之义，通上下之情。

商周时代使用分封制，疆域有内服和外服之分。内服油商王或周天子直接统治，外服分封给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王族成员。

秦朝以前君王称王，封爵比较高的一等为公爵。当时交通不方便，各地相对封闭，与中国意外的国家没有什么外交。

所以，先秦时代，没有什么通关之说，更多的是朝觐。

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朝觐四次。封于远方的诸侯则分为“六服”，各以服数来朝。邦畿之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每岁一见；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这是《周礼》所记的制度，大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规划。

可见，周代，周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或者属国的邦交就是朝觐。并没有什么通关之类，因为舟车不便，所耗费的时间也更是相当的长。

直到秦朝，始皇帝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把中国推向大统一时代。然而，秦平天下之后，废诸侯，立郡县，朝觐之礼也废弃不用。加之朝代太短，没有太多的邦交。

两汉时，诸侯王或一年一朝，或数年一朝，或长期滞留京都，没有严格的制度。同姓诸侯王来朝，常以家人之礼相待，有时燕饮言谈不大讲究君臣礼数。

之后晋武帝泰始时规定，诸侯王每三岁一朝，朝礼皆执璧。后周时，梁王萧詧(察)以藩国身份入朝，当时方依据礼经制定朝觐之礼。

制定朝觐礼最规范的，当属万国来朝的唐朝。也是最隆重的外国藩王亲自前来参拜的一朝。其通关也就是属国向宗主国朝觐。

唐《开元礼》有藩主来朝礼。藩主到达宾馆，在门前皇帝派使者用束帛“迎劳”(迎接，劳问)。朝觐前，遣使戒日。至期，由通事舍人引导藩主自承天门至太极殿阁外。鼓乐齐奏，皇帝即御座。藩主入门，亦用鼓乐，乐止，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侍中宣读制书，宣敕命，引藩主升坐，劳问藩主。礼毕，鼓乐奏鸣，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他日，皇帝宴藩主。宴前，藩主奉贽，献贡物。宴后，皇帝常有赏赐。

元代受朝之事虽史书有载，唯仪制未详。

明代洪武初，规定亲王每岁朝觐，但是不得同时来京，必须等一王朝觐完毕回国之后，再通报另一王，准许其来京朝觐。自长至幼，自嫡及庶。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也按照长幼序次，周而复始。居边诸王，边境安宁则依期来朝，边境有事则不拘常规。

清初，藩王分为两类，凡处于中国西、北方面如内外蒙古科尔沁、喀尔喀诸部及新疆额鲁特部、西藏喇嘛等，由理藩院掌管；而处于东、南方面如越南、朝鲜、琉球等属礼部的主客司掌管，二者亲疏有别。

蒙古等部藩王，康熙时分班轮流来朝。雍正时改分四十九旗王公、台吉为三班，二岁一朝。至咸丰时废止。安南等国王则偶有一至。朝觐礼大多参照礼经制定，但较为简略。如遇到大朝、常朝，藩王列于班末行礼如仪。非朝期则单独召见。

以上是朝觐，下面再说“使节”。

“使”是人，是代表人、代理人的意思，“节”是节杖，相当于令牌，信符。

古代外交官是皇帝的全权代表，出使都执有皇帝的节杖以示皇帝重托。使节并不是对人的称谓，而是一种官职凭证。卿大夫聘于诸侯时，国君要授给任职凭证，这种凭证就叫使节；使臣受命出国时。国君也要给予他出使凭证，这种凭证也叫使节。

使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使节在当时不是一个专门官职，而是所有官员出访（当时主要是周围一些邻国）作为国家外派人员的凭证，除了国家发放的官文之外，手持一“节”，这个“节”一开始是有竹子制成，上附牦牛尾毛，亦称旄节。张骞、苏武等出使匈奴时，持的就是这种使节。后来改为铜制“节”。

西汉时期，北方边境盘踞着强大的匈奴，时而侵扰汉朝，历代帝王都想打败匈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

不同于从前中国君主们的封闭治国观念，汉武帝刘彻非常重视与周边国家增强联系，同时也加强自己的影响。因此，除了在正面战场上和匈奴展开激战之外，汉武帝还在外交上对匈奴人采取了攻势，希望寻找些盟友，夹攻匈奴，这样可以使匈奴人左右难顾，以便从根本上削弱匈奴人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做出了以前的君主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伟大创意——开通西域。这既是一个军事策略，也是一个外交策略，这一策略在他征服匈奴的伟大事业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实践这一策略的是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

张骞作为汉朝的使节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条东西交流的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它的开辟，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自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每年都会派遣使节出使西域各国，中亚及西亚各族、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

朝贡分为“例贡”，又称岁贡；请职朝贡；谢恩、庆贺朝贡。

最早的属国的设置始于战国，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汉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当时，明朝推行行都武卫的设置和各政教势力多封众建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把整个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统辖之下。为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政治联系的特定形式。

西藏地区的朝贡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One〗、例贡。即西藏地方各行都武卫官员、地方政教首领以及其他僧俗势力按照明朝规定，定期向朝廷进贡方物，以效职方之贡。这种朝贡实际上是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承担的一种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表明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例贡通常三年一次，但在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因此又称岁贡。

明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任职、承袭、替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洪武、永乐年间最为常见。分为请封、请袭和请替三种。明廷对故元旧官请求新朝授职以及新兴的地方僧俗势力通过朝贡方式以求封授，皆授职名。明朝在西藏地方广授官职，并允其世袭传承，但承袭必须通过朝廷的审查和认可。故每到承袭，即由袭职者自己或遣人向朝廷入贡，办理有关手续。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大教王和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完成袭职手续。

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后，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同时，在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

谢恩、庆贺朝贡具有明显的体现臣属关系的礼仪性质，朝贡的凭证为朝廷颁赐的印信、诰敕等。西藏诸王遣使入贡，均以贡使所持具诸王印信的藏文文书为凭，经核验方能成行。

随着各种邦交的诞生，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叫做“朝贡贸易”。

[Four]、朝贡贸易亦称"随贡贸易"、"贡舶贸易"。

宋代以后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的贸易。

这个贸易制度，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对海舶输入商货中的禁榷品，由中国政府全部收买；对非禁榷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又收购一部分，其余许民间买卖。收购的部分，除供宫廷消费和赏赐外，也有再行出售的。元代行抽分。明代实行贡舶制度，在通商口岸设市舶提举司，管理朝贡和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封贡体系的衍生物，也是海禁政策催生的产物，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官方贸易。

所谓的市舶贸易，就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经济，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贸易经营。这种贸易，朝廷和地方都要赚到钱。要管好，必须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朝廷管理。

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市舶使的职责有四条:一是向前来贸易的外国船舶征收关税;二是代表朝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三是代表朝廷管理海外各国朝贡事务，管理外国商人向皇帝朝贡的物品;四是总管海路通商，对市舶贸易朝廷监督和管理。

广州是唐代惟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当时各国到唐朝进贡，都必须先到广州，广州再选取首领一人随员两人进京，其余随员留在广州。

到了宋代，与广州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于五十个。广州成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

到了元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同中国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原来的五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

到了明朝，因为海禁政策，市舶贸易不兴。

清朝前期的闭关锁国，更是不利于国家的贸易。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外贸易才在清朝被迫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下再次展开